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鐘哲平
  1948年底至1950年,著名哲學家、新儒學理論奠基人熊十力在國共內戰的戰火中來到廣東番禺化龍鎮,在學生黃艮庸的祖屋觀海樓,隱居一年多。一邊著書,一邊思考去留問題。離開觀海樓的時候,熊十力作出了他人生重大的抉擇。
  如今,觀海樓依然掩映在化龍鎮的小山坡上。小樓塌了幾處牆垣,清風明月自穿梭。登樓眺望小村的景緻,亦是滄海桑田。
  《羊城晚報》記者來到這裡,尋找熊十力1949年留下的足跡。空間的鄰近,縮短了時間的距離,歷史突然近在眼前。
  1
  番禺觀海樓,熊十力著書處
  在番禺化龍鎮塘頭村,小樓林立,果樹婆娑。依山勢而上,有座廢置的老屋,雖門窗破敗,牆垣崩塌,仍可在檐前、門邊,窺見當年的講究。這就是“觀海樓”,如今的門牌是恭敬里24號。
  沿著岌岌可危的樓梯走上觀海樓,已難觀海,眼前是大片的房屋和樹木,只有在飛舞的光塵中站定,踮起腳尖,才依稀可見天際盡頭之處,泛起江岸水汽的迷濛。
  半個世紀前,熊十力站在這裡觀海,視野應疏朗得多,空氣也清透得多。如果他某天寫作特別順利,或思索過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或吃了一隻美味的燉雞而心情愉悅,眼前的景緻就更美好了。靜下心來,還能聽見樓下花園水池的流水聲,雞鴨啄食之聲,孩童玩耍之聲,楊桃熟透墜地之聲。
  那是1948年的秋冬時節。番禺觀海樓無疑是一個隔絕烽火的世外桃源。鄉間有種漠然的寧靜,樓上的人,依然可以觀海濤、聽風雲。
  熊十力是跟學生黃艮庸回到番禺化龍鎮的。1948年,熊十力還在杭州時,在寫給徐見心的信中說:“世亂,而年力日衰,憚耗心力。頗思依黃艮庸,度殘年於南海。理亂不關,修短隨化,以海上風光,消人天隱憾。昨答朱君箋雲:‘園吏逍遙,庶幾肆志,宣聖坦蕩,樂以忘憂。’”
  可見他是頗為嚮往嶺南這個避世修養之地的。但來了以後,言語不通,不免有些寂寞。黃艮庸要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書,不能天天在鄉下陪著老師。時局混亂,地方不靖,熊十力也不敢離開觀海樓到處跑。他就靠書信保持著與外界的聯繫,並通過學生黃艮庸、張北海等與廣州社會存在一些互動。比如,為紀念陳白沙誕辰520年,陳白沙的後人陳應耀通過黃艮庸請熊十力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陳白沙先生紀念》。當時廣州《中央日報》所辦的《嶺雅》周刊,也因張北海的關係,刊登了熊十力的一篇舊作《漆園記》。當時廣州讀者隱約知道,熊十力在廣州。
  熊十力隱居觀海樓,在義女熊仲光的協助下,完成了《十力語要初續》與《正韓》兩部重要著作的編輯和補充寫作。
  2
  小村裡來了個愛吃雞的神秘人物
  鄉人不知這個滿臉鬍子、脾氣古怪的老頭子是什麼來歷,只知是個神秘的大人物。
  今年90歲的黃耀球老人是黃艮庸另一族兄弟的後人,他年輕時在觀海樓附近做工,經常看見熊十力。老先生有時坐在門前休息,有時在屋內寫字。“他的書法很特別,看不出是好看不好看。”如今在觀海樓一樓裡屋的牆上,還有熊十力親筆題寫的一塊匾,寫著“仁宅”,落款“十力”。觀海樓的現任屋主黃承忠告訴《羊城晚報》記者,這裡原來是觀海樓的正門,門後是一條過道。後來門被砌成了牆,蓋了小屋堆放雜物。屋內的許多門拱、雕花也被填抹掉。觀海樓面目全非,而“仁宅”匾依然嵌在牆上,撥開蜘蛛網,字跡清晰。
  當年在黃耀球這些村中年輕人的眼中,和熊十力的書法一樣難以用常理判斷的還有他的行事方式和種種江湖傳說。熊十力喜歡吃雞,聲名在外。他曾寫信給徐復觀訴苦說很久沒吃雞了。他在四川時,徐復觀給他送鴨,郭沫若給他送雞。來到番禺後,平時不喜歡和當地人交往的他,偶爾有村人擺酒宴客,他也會去。黃耀球記得,有一次他坐在熊十力對面,一碟白切雞一上桌,就被熊十力拿到自己跟前吃起來,不管別人。他們還聽說,“他共產黨也罵,國民黨也罵,但還是有很多人給他寄錢寄好吃的。”
  村人大概不會知道,在熊十力居住在觀海樓期間,給他寄過錢和物品的有徐復觀、劉子泉和王季思。親身來觀海樓看望過他的有錢穆和唐君毅。錢穆《師友雜憶》記錄道:“又一日,與君毅同去廣州鄉間訪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隻身寓其一學生家。餘兩人留一宿。十力亦無意離大陸,後去北平,聞其卒於滬上。”觀海樓一別,原是永訣。
  比黃耀球年輕一些的黃琫,看見熊十力的時候還是個小孩。他記得熊十力曾抱起他,用鬍子扎他的小臉。還記得觀海樓花園裡有很多烏龜殼,小孩子常去撿來玩。小孩不知是否猜得到,這些烏龜都是被這個古怪的鬍子爺爺吃掉的呢?
  熊十力極為註重養生,堅持“獨宿”和“吃好”。他平生最喜歡吃雞和燉烏龜,認為是大補。觀海樓的僕傭給他準備了新興白絲苗,他不高興,要吃金豐赤米。赤米極為粗糙,不長蟲,連蟲子都不願意吃它。但是熊十力認為這種米有營養。熊十力覺得自己吃好是天經地義的,他的身體與道統是合二為一的,要嚴重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傳道、救國、救世。他真誠地相信這不是自私,而恰恰是大公之心。“吾雖孤陋,猶思獨握天樞,以爭剝復。”他還勸朋輩,應“留得此身,發明正學,以救斯人”(《十力語要初續》)。
  相對於熊十力過於直白的吃貨宣言,還是他的學生徐復觀理解和表述得更周全。徐復觀說:“熊先生對人的態度,不僅他自己無一毫人情世故;並且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於對方,使對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剝落得乾乾凈凈,不能不以自己的人格與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面。”(《悼念熊十力先生》)徐復觀的總結是,熊先生“是最不能被一般人所能瞭解的人”。
  3
  黃艮庸,不應被遺忘的“顏回”
  對熊十力有著相同看法的還有黃艮庸的兒子黃琛。黃琛從小在北方念書,他只見過熊十力一次,是1947年在北京時,梁漱溟的兒子帶著他去的。他們留在熊十力家吃午飯,佣人拿出一隻燉雞給熊十力吃,然後給客人做了麵條。熊十力覺得應該款待一下客人,就開了一瓶煉奶給他們拌麵條。燉雞仍是自己獨吃的。
  黃琛當時17歲,覺得熊先生話不多,胃口好,做事別具一格。
  黃琛今年84歲,自言對熊十力並無很深瞭解,卻由此陷入了對父親的憶念。黃琛是黃艮庸的長子,因為學習與工作的關係,父子二人一生聚少離多。
  黃艮庸原名黃慶,廣東番禺化龍人,1918年離開家鄉到北京大學讀書,成為梁漱溟的學生,又由梁漱溟介紹認識熊十力。熊十力為他取字艮庸。黃艮庸娶了梁漱溟的侄女梁培昭,一生追隨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和教育。他曾任廣州廣雅中學校長,又在家鄉創辦了賁南中學。抗戰勝利後在中山大學哲學系任教授,講授宋明理學。黃琛告訴《羊城晚報》記者:“父親在哲學系講陽明學的時候,只有一個學生。那時候大家不興這些。”其實這種蕭條,熊十力比黃艮庸更早就感受到了。早在浙江大學聘請他當教授時,校長竺可楨就不以為然,認為他不夠年輕,不夠進步。竺可楨在1948年2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要發展一個大學,要緊是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網羅龍鐘不堪之過去人物,直是養老院而已。”
  也許黃艮庸並不在乎有多少聽眾。他甘心協助梁漱溟實現鄉治工作的理想,甘心為熊十力整理書稿,而自己並無著作留世。熊十力在《增訂十力語要緣起》中說明:“乃取積年舊稿復閱一過,多為番禺黃艮庸所選存。”在《十力語要初續》一書中,篇幅最長的文章是《新論平章儒佛諸大問題之申述(黃艮庸答子琴)》,是黃艮庸代熊十力回答鄧子琴對《新唯識論》的質疑。他把個人寶貴的學術精力,慷慨地用在了他所追隨的大師的思想上。梁漱溟稱贊黃艮庸溫和忠實,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含糊。唐君毅則把黃艮庸比喻為孔門的顏回。
  4
  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在大陸
  因為有了黃艮庸的幫助,熊十力得以在1948年至1950年這段風雲漫捲的歷史時期,安居鄉間,待抉去留。
  熊十力早在1917年11月來過一次廣州,在孫中山大元帥府任參謀。次年5月離開。在這短短的半年裡,他思索良多。“吾亦內省三十餘年來,皆在悠悠忽忽中過活,實未發真心,未有真志……於是始決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餘生之一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十力語要》)從此遠離政治,潛心學術。
  三十一年後,熊十力再次來到廣州,迎來了人生第二次重大抉擇。
  熊十力因避亂一路南下,從杭州乘汽輪抵達廣州,隨行的有幼女熊再光、養女熊仲光和一男僕。黃艮庸來接船,把他們帶到了番禺化龍老家的觀海樓安頓。
  這是觀海樓迎來的第二位大儒了。1928年,梁漱溟就曾來住過。二十年後,又迎來了熊十力。此時的熊十力又豈可真的“理亂不關,修短隨化”呢?在一路南下入鄉隱居的途中,他避世的思想一直在動搖。他在寫給張啟昀的信中表達了這種糾結:“去冬南下,感民生塗炭未已。道遇流亡者眾,皆非小百姓(真小百姓,則就死而已,猶未能逃亡)。此輩昏嬉無覺,吾故興感。若使善類能相結合,何至任此曹壞天下事。”
  既然不能忘天下,那麼出山以後的路往哪邊走,確是痛苦的選擇。熊十力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多年有一痛念。何痛?古人當危亡時,有生道,有死道者。有生道者,可退隱也。有死道者,如願以一死反抗惡勢力,則一死可以明正義。”
  幾番反覆,幾番煎熬,熊十力拒絕了臺灣的邀請,並因此和學生徐復觀交惡。
  1949年10月,董必武、郭沫若聯名發電報到中山大學,由黃艮庸轉交熊十力,希望熊十力北上。熊十力回覆:“如於北大允吾依舊例教書、課日如故、冬寒南迴、春暖北上、不登講臺、二小時等,一切如舊,吾可回北大任教。如果任何官銜,決不北上。”據任繼愈回憶:“北大的老師們唯一一位在家裡上課的,就是熊先生……因為他受不了上課時間的約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熊先生冬天室內從不生爐火,聽課的學生全副冬裝坐著聽講。熊先生講的課是兩個學分,但他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次不下三四個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畫畫,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震堂宇。”
  回到這個可以棒喝生徒的課堂,是熊十力在1949年最大的心愿。
  1949年11月29日,熊十力在觀海樓寫信給唐君毅,可視為他心路歷程的濃縮。“吾中國人也。中共既已統一中國,如不容吾儕教書,只可作夷、齊,如尚容吾儕教書,則吾儕無有‘自經溝壑’而不去教書之理……餘認為,吾人對中共只當站在自己正當立場上自盡己責。如吾一向為學即盡吾教學之責,以但然至誠之態度,立乎庠序,不必預先猜疑共黨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潔身而退,餓死亦不足惜。”
  熊十力說得很明白,他願意北歸,要的只是一席教書之地,讀書人的這點自覺,與中國文化的存亡息息相關。他還勸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回國教學,而不顧徐復觀的挖苦。事實上,徐復觀到了晚年,態度亦有所轉變,風雲慣見,對熊十力當年留在大陸的選擇多了幾分理解。他在《悼念熊十力先生》中寫道:“熊先生則是犧牲個人現實上的一切,以闡發中國文化的光輝,擔當中國文化所應當盡的責任。他每一起心動念,都是為了中國文化。生命與中國文化,在他是凝為一體,在無數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動。”
  然而後輩學者依然為此爭論不休。
  徐復觀的學生、美國加州大學史學博士翟志剛指責道:“為了苟活著,他卻扭曲了他自許承擔的道統,結果不是‘以身殉道’,而是‘以道殉身’。這又是熊氏的大不幸。”(《熊十力在廣州》)
  武漢大學哲學教授郭齊勇反駁了翟志剛的觀點:“熊先生並不認為跟著國民黨赴台就是堅持了原則和道統……其實熊先生早就發現了道統、學統、政統、治統的分裂。熊深心以為,正是為中國文化的存亡續絕著想,應留在大陸工作。”
  劉小楓教授在《共和與經綸》一書中則總結道“十力先生看得很清楚,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土壤在大陸,不可能有什麼流亡離島或割地的中國哲學。”
  熊十力留在大陸,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繼續出版專著,闡述唯心論的哲學觀點。國家出錢為他出版了七八種著作。
  此後的種種風潮,熊十力當然未能幸免。“熊十力在他的紙上,紙條上,褲子上甚至襪子上,寫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自己的悲憤。”(陳丹燕在《上海的紅顏遺事》)這些都是後話了。熊十力不能預見未來。但在國家發生重大轉變的關口,一個年逾六旬的學人,希望有生之年留在故土傳道授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某個角度來說,他們對前途越不確切,這種義無反顧之心則越悲壯、可敬。這也正是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陳寅恪、宗白華、朱光潛、馮友蘭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點經過深刻思考後留在大陸的共同原因。他們餘生的遭遇各有不同,令人扼腕嘆息。但在當時的抉擇,竟有一種忘我的悲憫之心,至今依然閃亮,令人尊敬。
  本文采訪過程中,得到屈慎寧先生、番禺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化龍鎮政府的大力支持,特此鳴謝。
  鐘哲平  (原標題:1949年,熊十力隱居在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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