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

　　加里·貝克爾，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獎得主。他及他所著的《犯罪與懲罰》一書，在中國經濟學界以及普通學人中間，都是如雷貫耳。在貝克爾看來，那些敢於違法的人，都是精心算計過，認為違法被髮現的概率較低，可能被懲戒所造成的損失低於他從違法中所得，所以才會違法。因此，預防犯罪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加大懲罰力度，提高個人犯罪的成本，使他們不敢犯罪。
　　後來，貝克爾本人在其70歲壽辰上向來賓介紹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他趕往某地點主持學生面試，由於路上堵車，到得有些晚。更麻煩的是，正常車位都已被其他車輛停滿，而到其他地方找車位停車，時間上更來不及。貝克爾稍作思考，就決定違章停車以能夠準時到達考場。他說他做這一決定“並沒有絲毫內疚”。因為他已經準備按規定交罰款。儘管後來由於沒有被警察發現，他並沒有交上這筆罰款。
　　就貝克爾講的這件事，美國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同樣是諾獎得主的阿克洛夫作了這樣的解讀：看來，在貝克爾以及他所建構的行為經濟學理論中，沒能給名譽以及羞恥感留下任何空間。也正因為這一點，貝克爾的理論是值得我們質疑的。
　　就以違章停車為例。按照貝克爾自己的理論，要防止違法停車，警察必須能夠發現所有違章，而且對違法停車的處罰必須特別高，高到連貝克爾這樣的高收入者都無法承擔。但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各國對於違章停車的處罰力度都是有限的，而且警力分佈情況也不可能發現所有違章停車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家都是貝克爾一樣的想法——我交得起罰款，而且準備在警察一旦發現的情況下就交罰款——那麼，違章停車現象將一發不可收拾，整個交通秩序也將蕩然無存！
　　那麼，為什麼明知交得起罰款、人們一般不會選擇違章停車呢？甚至包括貝克爾本人，也只是在想按時趕到考場的壓力下才選擇違章停車？阿克洛夫認為，原因恰在於貝克爾不承認的名譽以及羞恥感在發揮作用。在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中，秩序的維護並不只有法律的懲戒，還有道德與良知的約束。而且，法律與道德二者又不是全然分開的。在人類社會漫長的演化過程中，法律或紀律的作用之一，除使潛在違法者害怕由此被施加的直接成本之外，還通過使潛在違法者害怕名譽受到負面影響，激發起其內心的羞恥感，從而消除試圖違法的念頭。正因此，在阿克洛夫那裡，法紀的作用除了懲戒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作用：“灌輸併在必要時激發人們的羞恥心！”那些明知道交得起罰款、但還是選擇不違章停車的車主，最害怕的還不是被罰款，而是違反交通法規後給自己的形象和名譽造成的損失。而貝克爾錶面說他沒有任何內疚，實際上是他作為考場主考官，遲到給他內心的壓力即可能造成的形象損失，超過了不得已時違章停車帶來的內疚感。而可能被罰款的那點錢，對貝克爾來說，的確幾乎沒有作用。
　　非常富有意味的是，阿克洛夫把“榮譽與羞恥感”這樣的道德因素引入經濟學，與西點軍校有關。眾所周知，美國西點軍校把“國家、榮譽、責任”作為校訓，來規範學員行為。通過長期觀察，同時還查閱了大量研究文獻，阿克洛夫發現，普通的關於成本——收益的理論的確無法解釋軍人行為。其中，最難解釋的是，在平時，學員們並不憚於違紀後被關禁閉，但卻害怕被戰友恥笑；而諸如為了掩蓋團隊集體違紀行為被關禁閉，學員們反而可能視為“榮譽”；在戰場上，學員們並不憚於犧牲生命，但同樣卻害怕因自己的膽怯被戰友恥笑。這啟發了阿克洛夫：看來，類似軍人這樣的職業，以及官員這樣的職業，在他們的“效用函數”中，“榮譽”必須是一個重要維度，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超過收入。普通人儘管對“榮譽”的重視程度比不上軍人，但也都有羞恥心。所以，必須把道德因素“請回經濟學”，把對職業和身份的考慮，與對錢財的考慮一起，作為研究人們選擇行為方式的約束條件。
　　由此聯想到中國學界關於“官德”的討論。我得承認，作為貝克爾曾經的崇拜者，我也一度主張，與其費心討論如何提高官員道德，還不如討論如何完善制度安排尤其是懲戒系統。但現在看來，法治與道德都不可偏廢，不僅要讓官員害怕在經濟上傾家蕩產，還要讓其害怕在聲譽上身敗名裂。特別是，當法治日益健全、官員灰色收入越來越不可能時，通過信仰和道德培塑，激發對榮譽和責任的重視，可能比單純的懲戒更有利於提高工作熱情和效率。盧周來（經濟學者）　　（原標題：把道德請回經濟學）